2022年全球经历了极不平凡的一年,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、内部面临三重压力以及疫情散发的背景下,我国经济总量首次达到121万亿元,同比增长3%,实属不易。其中,消费、投资和净出口对GDP贡献率分别为32.8%、50.1%、17.1%,投资(特别是基建投资)和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。
展望2023年,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将呈现稳固恢复态势,消费和房地产投资或将接续基建投资和出口,成为新的增长动力,预计全年经济增速达到5.5%左右,回升到潜在增长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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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增长仍面临不少挑战
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,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,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,特别是外需方面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。
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预测,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仅为1.7%,大幅低于其半年前预测的3%,也明显低于IMF和OECD分别在2022年10月和11月的预测(均大于2%),95%的发达经济体和近70%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2023年增长预测都较前有所下调。IMF则预计占世界经济体量三分之一的经济体,都有可能在今年陷入衰退。从最新的趋势看,世界经济正在以更快的速度下行,预计包括美国、欧元区在内的一些发达经济体都将面临切实的衰退风险。实际上,从去年四季度以来,我国对外出口增速已经连续三个月负增长,预计今年出口增速将下降,贸易顺差将收窄,对GDP或是负贡献。
从消费层面看,一是疫情的“疤痕效应”。持续近三年的疫情会对居民心理和行为模式造成较大影响,包括乐观精神消退、冒险意愿下降以及储蓄倾向上升等,这将限制消费需求的释放;二是杠杆率因素。2022年三季度,居民部门杠杆率已升至62.4%,再度刷新历史高点,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愈加明显;三是人口老龄化加剧。截至2021年,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4.2%,已经达到中度老龄化门槛。老年人消费意愿弱于年轻人,这将持续压制消费表现。
基建投资方面,一方面由于去年跨期资金大量使用,包括往年预算收入结转结余以及专项债结存限额等,今年可供使用的资金将明显减少;另一方面,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难以明显好转,以及专项债付息支出增加,将会限制地方政府加杠杆空间。
制造业投资方面,一是企业信心有待修复。近期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已经降至2020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,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开放、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才能激发制造业投资动能;二是需求端可能仍然偏弱。由于需求回升缓慢、生产尚未饱和,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处于低位,扩产投资的必要性降低。
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,一是需求端尚未完全修复。已出台的各项稳地产政策落地显效需要时间,从三、四线城市销售情况看,连续三个月新房价格同比和环比下降的城市仍然不少;二是房地产市场尚未出清,“保交楼”工作仍在进行中,居民对于期房的信任需要重建;三是人口老龄化率上升和适婚人口占比下降,以及城镇化率放缓,将会导致刚性需求逐年减少。
后疫情时代面临新的机遇
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不断优化并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“乙类乙管”,我们进入了后疫情时代,有力提振了市场主体信心,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将迎来强劲的恢复性增长,进一步彰显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。
在消费方面,一是消费场景逐渐修复。经济社会运行正在回归疫情前的常态,线下接触型、聚集性消费正在加快修复,2023年春运预计超过20亿人次出行,比去年增长1倍。二是居民收入增速回升。疫情对就业的冲击消退,失业率将会逐步下降,居民收入稳步增长,消费能力会相应提高。三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。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,拥有全球规模最大、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,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凸显。
基建投资方面,一是项目储备充足。2023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承上启下的过渡之年,102项重大项目将会全面落地,各地项目储备也较为充足。二是资金来源有保障。去年12月6日政治局会议提出“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”,预计今年的赤字率将达到3%左右,专项债规模也将在之前连续两年3.65万亿元的基础上提升到3.8万亿元左右。此外,政策性、开发性金融工具将会继续发挥作用,吸引社会资本进入,共同支持基建投资。
制造业投资方面,政策将继续加大支持力度,包括推出设备更新再贷款、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等,制造业投资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也在凸显,预计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速。
房地产开发投资方面,从政策面看,政策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,需求端包括放松“四限”标准、下调房贷利率和首付比例、建立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等,供给端则通过“三箭齐发”扩大优质房企的融资渠道,此外还通过“保交楼”政策确保项目如期完工。政策效应持续释放,将有助于市场企稳。从基本面看,城市更新需求和居民刚需和改善性需求仍在,年度销售面积仍能维持在13亿-14亿平方米。
此外,随着我国出口结构优化和产品竞争力提高,RCEP等区域性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,我国对外贸易仍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。
对策建议
为实现经济稳固回升,回升到潜在增长水平,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。
(一)消费层面。
需求侧方面,推进收入分配改革,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,增加低收入者收入,调节过高收入;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,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;着重保护劳动所得,完善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,健全资本、知识、技术、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。
供给侧方面,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,丰富应用场景,构建“智能+”消费生态体系;对养老、托幼、家政等家庭服务业加大税费优惠力度;继续支持电商、快递进农村,推动农产品进城、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;鼓励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。
(二)投资层面。
一方面,政策要保持积极基调并做好接续。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,适度提高赤字率目标和专项债规模,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,择机降准降息,并加量结构性政策工具。各项支持政策(如增值税留抵退税、设备更新改造再贷款等)可相应延期,以做好接续工作。
另一方面,要大力提振市场主体信心。各项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切实落实“两个毫不动摇”,以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家信心。
(三)出口层面。
一是进一步扩大开放,优化营商环境,提高出口企业产品竞争力。二是继续推进出口退税政策,助力企业降低成本、增加效益,促进外贸平稳发展。三是继续发挥稳汇率的调控政策,确保汇率处于合理区间,降低出口企业的汇兑风险。
(作者系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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